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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顺

蛤蚌孕育的痛苦愈久,珍珠的光彩越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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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年不惑,房地产,放过牛,当过兵,先随散,后杂评,讲良知,推真诚,软不欺,硬不怕,喜旅游,爱民乐,文不精,梦尤在。 本名:王志顺。笔名:宜城刀郎、秋日私语、曼谷雨季、川页、孤烟直。作品散见于《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美国侨报》《扬子晚报》《羊城晚报》《深圳商报》、《深圳特区报》《齐鲁晚报》《新安晚报》《西安日报》《楚天都市报》《新民晚报》《华商报》《南方日报》《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杂文选刊》《杂文月刊》等媒体。多家媒体特约或重点作者。 QQ:105477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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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抗争”蔚成风气关键在于国民法律意识的整体觉醒  

2011-08-21 09:49:17|  分类: 时事快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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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抗争”蔚成风气关键在于国民法律意识的整体觉醒

——— 读20南都社论《院士遴选回归纯粹需更多个体抗争》引发的思考

文/王志顺

 20日南都社论“院士遴选回归纯粹需更多个体抗争”于文末提到:“需要从改善学术甚至社会的整体环境和文化着眼,防止学术利益的结盟,让院士遴选制度回到学术评价的导向上来。而且不独院士的遴选,所有应当纯粹的东西都必须回归其纯粹的本真,这是社会肌体健康并产生创造力的唯一途径。……院士遴选回归纯粹,需要更多的个体抗争,就是要建立这样的制度,让人说出真相,并且免于恐惧。”于我心有戚戚也。笔者认为有进一步阐发和探讨的必要。

 固然,要想“个体抗争”这一可歌可泣的宝贵品质不再成为学术界关键是成为全社会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稀缺资源,“需要从改善学术甚至社会的整体环境和文化着眼”,但具体而言,愚以为关键恐怕在于:一是寄希望于有关司法部门在普法时不只是普及那些连律师办案时也得临时翻查的法律条文,更重要的是如何普及法律意识的觉醒;二是具体到每个独立的个体,当亦注重法律意识于内心的植入并让法律意识成为指导自己生活和工作的精神力量,而不只是自豪于自己在各种机械的法律知识测试中考得很好或拔得头筹。甚至成为炫耀自己是个“法律通”的资本。

 众所周知,法律意识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种是权利意识,一种是义务意识。强调权利意识,主要是引导人们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何向一些违法现象作斗争;强调义务意识,是告诫人们如何尽一个公民的本分责任,如何避免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权利与义务两者当然是不可分割的,但就当前的普法实践来看,从堂堂司法部门的法律培训班到街道居委会的法制宣传拦,从法律教科书到报刊电台刊播的法制新闻,从家长的身教到老师的言传,从各地召开的大大小小的司法会议到各部门、各单位组织的法律知识学习,总之是,诫人不要违法的多,促人如何维法的少;不许不准这样那样的多,鼓励应该这样那样的少。这大概也与我们传统的“独善其身”、“明哲保身”的教化有关。

 而另一方面,时下的学术腐败和官员收受贿赂现象为什么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迅速又长一茬,以及时下的很多国人为什么路见不平而甘当看客,身受横逆而“打掉牙齿和血吞”,除了某些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不正是由于很多国人的主人意识、公民意识、权利意识尚未真正的觉醒的结果吗?相反,如果13亿国民都具有强烈的法制意识,亦即不只是止于情绪化阶段的或谩骂“贪官不得好死”,或埋怨社会分配不公,或激愤于世风日下、道德沉沦,而是对那些只冒烟不着火的牢骚进行提升、醇化,进而把正义的、正当的“怒”化作克服、改造、消灭招人愤怒的坏人、邪事、糟糕现象的方法和力量。那效果想必会更好、更加理想。

 写到此,突然想到那个只身8年斗时任河北省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石家庄建委干部郭光允。撇开其他原因不谈,显然从个体法律意识觉醒角度看,《郭光允冲冠一怒,河北“封疆大吏”程维高位倾权塌》,可作为当下普法的教材和学生的教科书。当然,类似“郭光允式”的法律意识觉醒者在时下的社会还有不少。如“断指证清白”的孙中界,“开胸验肺”维权的张海超,发贴披露当地政府违规征地遭“跨省追捕”的王帅等等,不一而足,他们的行动虽然让人感到无奈而悲壮,但毕竟是一种可贵的法律意识觉醒。只是惜乎时下的真正的法律意识觉醒者显然与13亿人口的数字相差十万八千里。

 公民整体法律意识的觉醒在法治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正如有关专家所言:能驱动公民积极守法。使守法由国家力量的外在强制转化为公民对法律的权威以及法律所内含的价值要素的认同,从而就会严格依照法律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和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就会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权利和自由;就会积极寻求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和争议,自觉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就会主动抵制破坏法律和秩序的行为。当然,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还能驱动公民理性守法,实现法治目标。事实上,新加坡的官风、民风以及社会风气之所以都处于世界一流,当然首先是“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但显然离不开新加坡官民都有较强烈的法律意识。正是由于新加坡的严刑峻法,加之新加坡政府注重于其国民法制意识的不断教育和强化,所以新加坡的官民甚至外来人员都具有较强烈的法律意识。外在的法律条文,大多已经内化为新加坡人的法律意识。

 总之,要彻底清除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需要从改善学术甚至社会的整体环境和文化着眼”,以及必然需要有关部门在体制与机制上作出重大变革和调整。但作为每个个体显然不能或坐等观望、或消极沉沦。相反,应该是通过忧愤的思索变得深刻而豁朗,通过对牢骚的反思变得明智而理性。明知学术界以及其他各界仍有利益结盟或贪污腐败之类的积诟,更要努力提高改革的责任感,不必等到利益结盟和贪污腐败现象被彻底消除之后才去行于国与民与己均有益的正义之举,正如不必等到国泰民安才去报国为民一样。这,恐怕呈现的才是一种强烈的公民意识和清醒的法律意识,也才是更高层次的心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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