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市卫生局主管的“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经北京市民政局审查批准已于今年6月正式成立,并于上周向社会公布协会章程。该协会由热心推广生前预嘱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自愿联合发起成立,旨在通过推广使用“生前预嘱”,让更多人知道,在生命尽头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以保持尊严是一种权利。据了解,2006年,一批由政府工作人员、医学界和学术界人士组成的志愿者致力于此项工作,建立了专门探讨死亡问题的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并推出了中国首个民间“生前预嘱”文本。(7月30日《京华时报》)
从“文革”时期“打死后,还要踩上一脚”的丧失人性,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不怎么关心人的死亡形态,再到现在“尊严死”的明流涌动,无疑,既标志着改革的深入,又体现了时代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同时,还折射了一种振聋发聩的思想观念更新。
不过,相对于推广“尊严死”,笔者更希望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更多的关注“尊严活”,尤其是那些目前仍处于社会低层的弱势群体的“尊严活”。
毕竟,虽说类似于“开胸验肺”、“割皮救女”、“儿童饿死家中“、“白天教书,晚上卖淫”等等事件,只是几起极端的个案,但显然截止目前,仍有大量的人群还谈不上有尊严的活着,西部少数地区的孩子一天只能吃上两餐饭的旧闻就不必提了,京城几十名大学生挤在一间令人窒息的9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生活,也不必提了,“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的小商小贩,也无需再言了,70多岁仍躬着背步行100公里只为卖掉那一车价格低廉的麦秸杆,也已成了过去时。
就说今天媒体报道的一则新闻吧。7月29日,河南郑州,烈日下,围墙上晒着6个馒头。这是清洁工王祥华一天的“干粮”。原来,在老王的生活中,啃干馒头除了挡饿,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老伴看病需要钱,我一定得节省。”(据7月30日《郑州晚报》),试想,如果一个人连活着都如此艰难,他会关心若干年后自己是站着死还是横着死?!
或曰:自2011年6月起,截至昨日,该推广“尊严死”的网站共有9580人完成了“生前预嘱”。但问题在于,9680人,相较于近14亿人口的数量,显然只是九牛一毛,而且并不排除其中可能有久治不愈的患者,这不进一步说明更多的国人还是更多地关注“尊严活”而不怎么关心“尊严死”吗?
“尊严死”当然值得关注和推广,这也是大势所趋。况且,早在1976年8月,美国加州首先通过了“自然死亡法案(N“ι″““1 D““ιhA“ι)”,允许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来延长不可治愈患者的临终过程,也就是允许患者依照自己的意愿自然死亡。在英国,1967年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临终关怀机构,目的是为临终病人提供服务。目前,世界上已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临终关怀机构。
但从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对于各级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来说,当务之急,显然应把更多的人力、精力、财力、物力投入到对普通群众尤其是对弱势群体“尊严活”的关注上,只有让越来越多的国人感到“尊严活”不是问题,最起码不是大问题,那么,推广起“尊严死”,才拥有较坚实的群众基础,同时,也才更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否则,只能落得个避重就轻或“富人的游戏”的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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