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顺

由北京市卫生局主管的“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经北京市民政局审查批准已于今年6月正式成立，并于上周向社会公布协会章程。该协会由热心推广生前预嘱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自愿联合发起成立，旨在通过推广使用“生前预嘱”，让更多人知道，在生命尽头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以保持尊严是一种权利。据了解，2006年，一批由政府工作人员、医学界和学术界人士组成的志愿者致力于此项工作，建立了专门探讨死亡问题的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并推出了中国首个民间“生前预嘱”文本。（7月30日《京华时报》）

从“文革”时期“打死后，还要踩上一脚”的丧失人性，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不怎么关心人的死亡形态，再到现在“尊严死”的明流涌动，无疑，既标志着改革的深入，又体现了时代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同时，还折射了一种振聋发聩的思想观念更新。

不过，相对于推广“尊严死”，笔者更希望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更多的关注“尊严活”，尤其是那些目前仍处于社会低层的弱势群体的“尊严活”。

毕竟，虽说类似于“开胸验肺”、“割皮救女”、“儿童饿死家中“、“白天教书，晚上卖淫”等等事件，只是几起极端的个案，但显然截止目前，仍有大量的人群还谈不上有尊严的活着，西部少数地区的孩子一天只能吃上两餐饭的旧闻就不必提了，京城几十名大学生挤在一间令人窒息的9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生活，也不必提了，“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的小商小贩，也无需再言了，70多岁仍躬着背步行100公里只为卖掉那一车价格低廉的麦秸杆，也已成了过去时。

就说今天媒体报道的一则新闻吧。7月29日，河南郑州，烈日下，围墙上晒着6个馒头。这是清洁工王祥华一天的“干粮”。原来，在老王的生活中，啃干馒头除了挡饿，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老伴看病需要钱，我一定得节省。”（据7月30日《郑州晚报》），试想，如果一个人连活着都如此艰难，他会关心若干年后自己是站着死还是横着死？！

或曰：自2011年6月起，截至昨日，该推广“尊严死”的网站共有9580人完成了“生前预嘱”。但问题在于，9680人，相较于近14亿人口的数量，显然只是九牛一毛，而且并不排除其中可能有久治不愈的患者，这不进一步说明更多的国人还是更多地关注“尊严活”而不怎么关心“尊严死”吗？

“尊严死”当然值得关注和推广，这也是大势所趋。况且，早在1976年8月，美国加州首先通过了“自然死亡法案(N“ι″““1 D““ιhA“ι)”，允许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来延长不可治愈患者的临终过程，也就是允许患者依照自己的意愿自然死亡。在英国，1967年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临终关怀机构，目的是为临终病人提供服务。目前，世界上已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临终关怀机构。

但从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对于各级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来说，当务之急，显然应把更多的人力、精力、财力、物力投入到对普通群众尤其是对弱势群体“尊严活”的关注上，只有让越来越多的国人感到“尊严活”不是问题，最起码不是大问题，那么，推广起“尊严死”，才拥有较坚实的群众基础，同时，也才更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否则，只能落得个避重就轻或“富人的游戏”的讥责。